articletitle:AI时代的流水线工人：标注员的辛酸故事

作者 | 袁斯来

编辑 | 苏建勋

在肯尼亚的内罗毕，一群年轻人正紧凑地挤在狭小的办公室里，他们低头沉思，聚精会神地阅读着一系列源自地球另一端的OpenAI英文字符。

在这些工作人员的每日工作过程中，他们需要阅读并标注大约150至200段长度在100至1000个单词之间的文字。尽管工作时长为9个小时，但他们的时薪仅为每小时1.32至2美元。

在与Bard和ChatGPT交流的过程中，您可能并未意识到，他们所提供的每一个机智回答，都是建立在大量数据标注人员辛勤付出的基础之上。这些数据标注员们默默无闻地工作，为人工智能系统赋予其强大的语义理解能力，让他们能够识别并应对各种复杂的问题。因此，在与这些智能助手对话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与他们的开发者——那些为机器智能付出巨大努力的工程师们进行互动。

在AI产业链中，标注员的角色被严重低估，这一职业鲜为人知，其工作也被大多数人忽视。然而，他们的工作对于AI模型的智能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这些标注员在各自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而繁重的工作，他们的付出为AI模型的进步提供了可能。标注员们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各不相同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在履行相同的工作职责。他们就是AI时代的生产线上的劳动者，默默地承载着AI发展的重任。

近期，谷歌公司的一份内部文件被曝光。根据文件内容，负责标注工作的员工需要在短短三分钟内快速审阅并标注完成Bard的回答。这些员工中，有许多外包人员，他们在最后期限的压力下，不得不努力阅读自己并不熟悉的专业术语，而时薪仅为区区14美元。

“人们感到害怕、压力大、挣得太少，而且完全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。”一位外包标注员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。

在全球范围内，数以百万计的标注员分布广泛，其中大部分是外包员工，他们在零工经济中艰难地谋生，收入微薄。尽管他们身处人工智能技术革命的现场，却与台前的光彩照人的故事相去甚远。行业专家们对ChatGPT和大模型的创新应用前景进行了深入探讨，然而这些标注员的生活却没有发生任何显著的变化，他们依然保持着低调的存在，甚至生活状况更为严峻。

大战之下的小兵

谷歌正处于久违的危机中。在生成式AI竞赛中，谷歌已然落后于OpenAI。

被颠覆式创新扔到大潮之后的恐惧笼罩谷歌，以至于内部一度发布极其罕见的红色警报（red code ）。CEO Sundar Pichai亲自上阵，全权负责AI业务。

在2月季度财报的电话会议上，Pichai告诉投资者：“接下来你们会很快看到谷歌的动作。”

接着，它们匆忙推出聊天机器人Bard，5月又发布了大语言模型PaLM 2。

谷歌急迫地上马新项目，对Bard迭代心急如焚，最终的结果就是压力转移到最底层的数据标注员身上。

有很多个谷歌的合同工说，自从谷歌开始加入AI军备竞赛，他们的工作几何增长，内容也更复杂。这群标注员要处理药物剂量说明和法律文书等等专业文件，时间只给了3分钟，而他们根本没有经过相关知识的培训。

这种有时间限制，又要求精准的工作让人一直神经紧绷。标注员们的劳动伴随着恐惧，当然会影响工作质量。在一份员工提交的报告中，他们写道：如果一直要求他们这样求快，Bard会变成一个危险和充斥着错误信息的产品。

然而，在白热化的竞争中，谷歌无暇顾及数据标注员的感受。他们受雇于AI数据训练公司澳鹏（Appen）和埃森哲，和谷歌切身利益没有太大关系。

AI是个彻头彻尾的全球化产业。澳鹏的正式员工只有1600人左右，而外包员工数量高达上百万。这家位于澳大利亚悉尼郊区的公司伴随AI行业崛起成长为明星，一年收入6亿澳元。

可以预想，这一次生成式AI的狂欢会催生对标注员更庞大的需求，澳鹏也会从中分得更多利润。

只是，无论ChatGPT迭代多少代，硅谷大厂市值上涨多少倍，最底层的标注员不会得到太多好处。

我们可能摆脱标注么？

标注员的工作是纯粹的人类劳动。他们要比较两则新闻，评估哪条新闻相关性更高。他们也要判断AI给出的答案中有没有“一本正经胡说八道”的事实性错误。标注员们都有本守则，会从6个角度指导他们做出判断。

以目前AI的技术水平，根本无法离开真人训练。AI标注其实就是不断地动用人类主观性做出常识判断。

AI行业其实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，即便在大模型时代也是如此。

国家之间发展不平等的现状客观存在，所有劳动密集型行业要获得超额利润，必须全球分工。

对当地人来说，这种全球分工其实不是坏事。OpenAI合作的外包公司Sama总部虽然位于旧金山，但它的员工来自乌干达、肯尼亚和外包大国印度。在肯尼亚，这些标注员工的工资为每个月2.1万肯尼亚先令（约合1158元），算当地普通工人的平均水平，而且坐办公室，不用做体力活。

SAMA公司员工，图片来自官网

澳鹏这样的公司会很精明地将工资定在最低工资基准以上，而且还会给一个月70美元的奖金。这对当地人来说是笔不错的收入。

在加尔各答郊区，穆斯林女性因为全球分工获得了工作机会。她们给亚马逊、微软、eBay等等训练AR算法和自动驾驶数据。

一些中国年轻人则很欢迎这样的工作。在贵阳市百鸟河数字小镇，数字标准员中会有刚从高职学校毕业的学生，一个月挣1500元。比起送外卖、当服务员，他们其实更喜欢坐在办公室训练AI。

作者项飚曾经很客观地评估过这种共生关系：“由于IT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的特征，如果没有一个巨大的、额外的劳动力储备，该行业或许根本无法快速发展，由此无法向当地工人提供现有的就业机会。”AI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廉价标注员，而标注员们也需要这份门槛不高的工作维生。他们从来不是受害者，也不是需要人同情的弱者，而是一群努力、勤奋工作的普通人。

当然，我们不能因此将低工资、高压力的工作合理化。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也不是压榨标注工人的借口。即便只是自私地为了AI学习数据的质量，这些吝啬的科技公司也应该给标注工人更好的待遇和工作环境。

AI催生了明星公司、百万富翁，它还将改变各行各业，产生难以想象的收益。只是，这些宏大的愿景和坐在乌干达办公室埋头苦干的标注员无关。当某一天，AI进化到不需要标注员时，这群从来不被承认的功臣又会被毫不留情地扫去角落。

“我告诉我的朋友和家人，谷歌、亚马逊、苹果等公司的工程师就像人工智能婴儿的亲生父母和私人教师，而我就是清扫他们的育婴房并给他们洗衣服的女佣之一。”一位标注工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。

或许，即便我们不可能短期内改变经济、知识结构的区域不平等，起码可以看见他们，衷心认可他们的价值，承认他们在AI时代的不可或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