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：文艺报
自2022年底问世以来，ChatGPT引起的讨论便不绝如缕，不同学科、不同立场的专家学者纷纷加入这一话题。越来越多的赞美或担忧的背后，固然是对其“美好前途”或“不确定性”的推演，但纷繁芜杂的话语似乎也逐渐遮蔽了这些探讨的本质。那么，当我们或激情万丈或惶惶不安地谈论ChatGPT时，我们在谈论什么？换言之，我们借ChatGPT的现象思索焦虑的是什么？
从相当一部分文学从业者——作家、评论家乃至研究者——的视角出发，ChatGPT的诞生无疑是一个极富冲击力的现象级谜题。一个人工智能，竟然能够（部分地）取代人类仰为“存在价值”的重要职能；或许更加不巧的，如果从前的AlphaGo只是一个围棋软件，而ChatGPT在和外部世界进行交互的过程之中，所使用的沟通工具或输出模式中最核心的部分，恰恰是人类代行的“陡斯（Deus）之职”——文本。对于文学从业者而言，ChatGPT的这一“僭越”无异为对人类的诘问：既然ChatGPT同样围绕特定的对象、关注特定的话题，模拟人的思维、借助人的口吻，终而输出文本以和世界相通，那么赛博时代的文学将何以建构（或重新主张）自身的特殊性？
部分作者观之，以言语、修辞为基础的文学性大概是首选的庇护所。然而，即便目前ChatGPT尚未具备创作优美语言的能力——相较于人类，AI模型似乎较少沉迷于典雅的辞藻、美妙的比喻或工整的对偶，但首要的问题是，样本的缺乏只是“不为”而非“不能”。ChatGPT的技术核心是语言模型，如果将具体的文学技法视为文学性的根源，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将会极快地攻克其看似坚不可摧的要塞或堡垒。2017年，人工智能小冰“自主创作”的《阳光失了玻璃窗》正式出版，甫一面世便立即引起了文坛的轰动乃至震动。微软的设计师自豪地宣称，小冰对20世纪20年代以降的519位诗人进行了10000次以上的迭代学习，这一任务，普通人类需要花费一个世纪。如果文学性只是文学技法，AI模型的学习能力又岂是正常人能够企及？
那么，是否存在一种“真正的文学性”，足以使身处人工智能威压之下的文学从业者重审自我？海德格尔对诗性语言的论述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。他曾指出，“诗从来不是把语言当成一种现成的材料来接受，相反，诗本身才使语言成为可能”。这一论说令人联想到王安忆和余华的对谈，面对ChatGPT的挑战，王安忆显得十分自信，称“写作本身是充满乐趣的，就这个过程它不能替代我。另外，我也怀疑人工智能不能做到，因为生活是不按常理出牌的”。很显然，王安忆对“充满乐趣”又“超越常理”的生活之追寻并非指向杂多（mannigfaltig）的显相（Erscheinung），自然也不是对字句简单的排列组合。真正的文学文本背后，隐现着一个个鲜活、微妙且独一的心灵空间，也即“主体性”。正如王安忆所言的因“不按常理出牌”而无法被替代的生活一般，作家拥有独一的生活体验或主体经验，这一经验/体验又通过创作转化为鲜活而独一的语言。抑或如海德格尔设想的，沉思于“此在”（Dasein）的断片中，用诗人的语言描摹这一断片中的所见，及至那搏动于“此在”中的、不断向未来延伸的存在之冲动。主体经验与“此在”的沉思使文本产生了梦幻般的变形。面对人工智能的危机或挑战，这种“主体性”为文学筑起了最坚实的堡垒。
当今文坛，似乎已有部分文学从业者发现了这一文学堡垒的存在。小冰引起的众多交杂的声音之中，评论家何平的评论一语中的地揭示了其作品之缺失。他认为，小冰诗歌的文学性并非是小冰创作出来的，而是阐释者阐释出来的。除了文本层面的某些“非文学”特性，何平还揭开了人工智能写作中的另一种关键缺失：小冰主观上并不具备创作的意图，甚至客观上也不具备必要的生命体验。换言之，小冰虽则受到了远超常人的文字训练，但这些经验却是他人的生命、他人的字句，不等于内化的生命体验，更不导向“主体性”。作为作家，最重要的质素并不是对语法和修辞的熟稔，而是对生命的超凡体验。这不是通过专业学习就能一举获得的，小冰的万次迭代也不例外。
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指出的，真实的文学乃是“主观、客观和形式的三维结构”。无论是阅读前的期待、阅读中的过程还是阅读后的体悟，作用于读者的决不仅是字句、意象、意蕴等文本维度。这一文本理应来自一个具备丰富生活的鲜活的人类主体。乔纳森·卡勒敏锐地指出，以“优美语言”为代表的修辞并非文学所独有，在广告或日用品中早已屡见不鲜。大抵是出于这一原因，他以一种幽默和无奈并存的口吻，将文学指认为某种“像杂草一样”的事物。
然而在我们的时代，身处最大危机之中的恰恰是主体经验的丰富性与独特性。西奥多·阿多诺如是说：“快乐也是一种逃避，但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，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，而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观念。”换言之，“娱乐所承诺的自由，不过是摆脱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”。20世纪30、40年代，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关键人物一语道破了“娱乐至死、消费至死”的“文化工业”内部所蕴含的关键症候。作为同一模式制造的自动化机制，它提供且仅提供低级的官能刺激，以贫瘠的快适假象填充接受者的内心。更为致命的是，过量的满足无疑也延阻了反思性的思维道路，使受众失去了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。当今许多“作家”不再将真实丰满的生活体验带入创作，取而代之的则是“霸总”“赘婿”“战神”一类程式化的“套路”之作。读者的接受行为也因此被简化，不再因同类的生命历程而产生共鸣，也不再咀嚼和升华世间的体验，更遑论依循海德格尔的未竟之功，化身为迫切追问现世存在的“终有一死者”（die Sterblichen）。上述这些被戏称为“电子榨菜”的“文学”，无论其如何流行、如何被“经典化”并冠冕堂皇曰“喜闻乐见”，也只能沦为从业者和文学辛迪加之间心照不宣的一场合谋。
与主体经验同时变得匮乏的又何止是文学？纵观谈论ChatGPT的话语，许多调侃的语气之下，反映的却是相近的焦虑。在谈论者看来，ChatGPT完全能够覆盖他们所从事的工作，甚至不少方面还能做得更好。福柯所揭示的生产劳动似乎进入了新的形态，人类被最大化地纳入机械生产，相应地，劳动被切分为无数个机械重复的部分。即便是劳作之余，人们的生命体验也遭遇着多方位的倾轧。网络上，我们早已熟悉了这样的声音：工作空隙越来越少，挤压了体验艺术或自然的时间与精力，也无怪生命体验日渐萎缩。如果娱乐式、快餐式的文学就能满足读者的休闲需求甚至幻想空间，又何来体验之说？
所以，带来文学危机的并不是ChatGPT。在ChatGPT诞生以前，文学的危机业已端倪初现。正如《收获》创刊65周年庆典上，余华和莫言对谈时所说的，文学永远无法高于现实，因为现实的世界远比文学宽广、丰富，文学只是撷取现实的部分而已。换言之，随着当代生活日益坍缩为“生存”，丰富、丰满的人生历程坍缩为窄小工位的重复劳作，热烈真挚的人类情绪坍缩为麻木不仁的生存挣扎，文学也终将坍缩为程式化的“套路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与其说ChatGPT带来了当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化的主体性危机，不如说其破天荒的横空出世只是揭露或戳穿了这一危机。一旦失去“主体性”，失去独立的思维、丰满的经历、充沛的情感，一切人类主体都不无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危险。
（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[珠海]副教授）
（郭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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